蒋介石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日记中写下“为国相忍”

来源：华龙网

　　1949年6月8日解放前夕，蒋介石在日记中反思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并细数共产党七大优点。近日，这篇日记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美国抄录回渝，还原那段风云岁月的历史细节，让人们更真实地了解到历史真相。
　　重庆谈判期间

　　蒋介石日记中写下“为国相忍”

　　2009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赴美国华盛顿、旧金山等地征集史料，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抄录下与重庆红岩有关的489篇蒋介石日记，共计82254字。这些史料揭秘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与蒋介石数次单独会晤及谈话的大致内容。

　　根据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抄录回的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为国相忍”的语句，对照周恩来多次谈到与国民党打交道时说的“相忍为国”的话，揭示出当时政治形势复杂，以及国共双方立场悬殊、沟通艰难。
　　总结共产党优点

　　蒋介石赞赏中共干部不准有私产

　　蒋介石日记中经常出现反省片段。1949年6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总结共产党优点，并将“干部不准有私产”作为特别标注。他在日记中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大方面：“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六、办事方法……七、组织内容……”。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反思”与 “改革”已成为这一时期蒋介石时常思考的两个主题。

　　(数字记者 黄海)

蒋介石祖陵在安徽萧县? 族人称蒋介石托人修墓

来源：中安在线-安徽商报　

　　萧县蒋氏大墓是蒋介石祖陵？

　　萧县文史馆馆长表示，蒋介石与萧县蒋氏家族一脉相承

　　“近日，记者在萧县采访时，无意中听萧县文史馆馆长苏肇平说，蒋介石其实是和萧县的蒋氏家族都是一脉相承的，他的祖陵就埋在萧县郊区一个叫陈蒋山村的地方。

　　陈蒋山村的蒋氏大墓

　　陈蒋山村坐落于萧县县城南边35里的地方。村里人对于蒋氏大墓的传说几乎都略知一二，“蒋家人在清朝的时候，就专门请了村里姓曹的人家，给他们护陵，曹姓人家一直给蒋家整整看了3代的陵墓。”今年68岁的陈老汉告诉记者，最近蒋氏家族的人还在大墓旁边立了一块碑。

　　在村里人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位于大河旁边的蒋氏大墓。村里的这条大河被称为萧濉运河，大墓就位于运河边。此时已经找不到丝毫墓地的痕迹了，只是在杨树林中，竖了一块一米多高的崭新墓碑。墓碑上刻着“逡遒侯大将军蒋横显忠墓”，落款是“汉刘秀封立”。

　　蒋介石托人修葺大墓

　　闻讯赶来的蒋氏族人蒋连嵩说起了这座墓的渊源。蒋氏大墓下面埋的是汉朝刘秀手下的一员猛将，叫蒋横，后被刘秀误杀。蒋横共有九个儿子，其中九子蒋澄逃到现在的宜兴县。蒋澄也就是蒋介石的先祖。蒋连嵩说，如果按辈分算，蒋介石算是蒋横的第68世孙。

　　1948年《武岭蒋氏宗谱》在修谱时，蒋介石曾手书了一份《先系考略》，他在上面说“为蒋横后裔，先世来自常州宜兴。 ”蒋连嵩说，这些都是在“《武岭蒋氏宗谱》上有记载的。 ”也就在同一年，蒋介石托人带来了200块大洋，给陈蒋村的蒋氏后人，用于修葺蒋横大墓。这件事件原本是在陈蒋山村的《蒋氏族谱》上有记载的，但这些古谱在1950年的时候毁于一场火灾。

　　蒋氏墓确为蒋横之墓

　　“我们也通过对史料的考证和组织专家实地进行考察，已确认这座大墓确实就是蒋横墓。 ”萧县文史馆馆长苏肇平说，蒋氏大墓直径有50多米，原本还有一个很高的坟头，但在1958年村里平地起河的时候，河道刚好经过大墓，只好把大墓顶平掉。

　　“1970年，村里在给河道清淤的时候，发现了墓底。 ”苏肇平说，文史馆还邀请了考古勘测机构对大墓进行了勘测，发现整个大墓完整无缺。2010年初，萧县文史馆将蒋氏大墓列为“萧县文物控制单位”。(陆慧敏)

蒋介石祖陵果真在萧县? 家谱中自认是蒋澄后裔

来源：中安在线-安徽商报

　　蒋介石与萧县蒋氏果然同宗？

　　其手书家谱中自认是蒋澄后裔，而蒋澄恰是蒋横第九子

　　近日，安徽商报独家推出“蒋介石祖陵在萧县？”连续报道，报道引起全国蒋氏宗谱研究会会长蒋绍鑫先生的关注。昨日，他通过萧县蒋氏后裔联系上记者和安徽省文史研究馆，提供了一份在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由蒋介石亲自手书的《蒋氏先系考序》家谱影印样，在文中，蒋介石承认自己为(音同欧)亭侯蒋澄后裔，而蒋澄，就是萧县蒋氏大墓墓主蒋横将军的第九个儿子。

　　发现蒋介石手稿
　　因为蒋绍鑫先生远在河南，所以《蒋氏先系考序》这篇文章的原件，记者无缘得见。

　　据蒋绍鑫先生介绍，这篇文章是放在浙江奉化溪口《武岭蒋氏宗谱·蒋介石宗谱》卷一位置。整篇文章是用毛笔小楷写成，造句顺序是从上而下，而且多有繁体字，没标标点符号，文章共有九百多字，分为8页。文章不仅交代了写这篇序言的背景，还大致罗列了蒋氏先祖从周朝至汉朝的发展、各支系所出名人的封官，及其居住地迁徙的脉络情况。

　　蒋介石为蒋澄后裔

　　蒋绍鑫先生为了详解这篇《蒋氏先系考序》，查找了蒋氏先祖各房子孙繁衍情况。电话中，他逐字逐句地向记者用白话文翻译了文章的部分内容。在文章的第五页，蒋介石写到“汉时蒋氏子孙迁居杜陵迨，元卿公四世孙亭乡侯，少明公始迁阳羡”也就是说，汉朝时，蒋氏子孙迁居到杜陵，元卿公四世孙子在亭乡被封为亭侯，少明公开始迁到阳羡。而这个亭侯就是蒋横的第九个儿子蒋澄，字少明，所以蒋介石在文中就称他为少明公。

　　蒋澄即蒋横第九子

　　蒋介石在文中写到“杜陵迨”，杜陵是一个地名，为现在的洛阳郊区，“迨”字是达到、到达的意思。

　　“蒋氏谱载：蒋横，杜陵人，后因战功显赫被封为九江大尉，死后被刘秀追封为九江侯，九江就在今江西九江，当时安徽萧县也属其管辖范围，所以蒋横死后就葬在了萧县。 ”蒋绍鑫先生介绍，文中所提的元卿公是蒋横的爷爷，元卿公的四世孙亭侯，就是蒋横第九子蒋澄。当时刘秀误杀蒋横，后被平反，蒋横的九个儿子也就地封侯，“当时蒋澄逃到了亭，也就被封为亭侯，亭也就是现在的宜兴附近。而文中所提到的阳羡，也就是现在的宜兴了。 ”(陆慧敏)

西安事变蒋介石不杀张学良 有宋美龄“保护”？

来源：南京日报

　　尘封解密

　　-张学良初见宋美龄，惊为天人，极为倾倒，一度想追求

　　-只有在性情耿直、豪爽的张学良面前，宋美龄才会显示她真挚、细腻的女性情感
　　-宋美龄警告蒋介石：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即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就把你的事全都公布出去
　　“认识你，汉卿真是三生有幸”

　　1925年6月14日，黄浦江上暴雨如注。

　　这一天，东北军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张学良，率3个加强旅，沿津浦路经南京首次抵达上海，奉命调停因“五卅惨案”而激起的中外冲突。

　　是夜，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3层小楼里贵客如云，迎接张学良的鸡尾酒会正在举行。灯红酒绿中，张学良忽然发现一位身穿粉红色紧身旗袍的青年丽女。尽管前来赴会的女性多为秀丽美艳之人，可这位女子高雅的气质，还是让张学良眼前一亮。

　　“ 她是谁呢？好像在哪见过。”反复思索后，张学良突然想起来了。当天上午，当他率领的东北军在上海北火车站刚一露面，就被上海各界人士隆重欢迎的场面惊呆了。欢迎的人群里，有一位秀发乌黑身着红色旗袍的青年女子，拼命地冲着他鼓掌，她那热烈的眼波里，含着发自内心的感佩，让张学良见了，心中微微一动。

　　“ 对，就是她。”张学良没想到，白天在各界人士集会中出现的那位俊逸姑娘，竟又来到了戒备森严的美国领事馆的宴会厅。他知道，今夜的鸡尾酒会与白天集会迥然不同，能够来这里出席鸡尾酒会的女宾客，不是上海高官将领的内眷，就是外国使节的太太、小姐，而那位气度高雅的姑娘，她究竟是何许人？

　　“汉卿将军，莫非您真不认识宋小姐吗?”发现张学良的目光不离那位姑娘，坐在身边的胡汉民主动介绍说：“她可是沪上无人不知的宋家三小姐。不但生得标致，她还是留学美国的文学学士呢。”

　　“哦，宋小姐？”张学良说，“她是谁的太太？”

　　胡汉民笑道：“谁的太太也不是，人家现在还待字闺中呢。对了，我倒忘了，你一定认识她姐姐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吧？她可是中山先生的妻妹噢！”

　　“真的呀！”张学良感叹道。

　　张学良崇敬孙中山。在孙中山北上经天津赴北京之前，他就在天津与孙中山有过几次接触，也见过孙夫人。他没想到现在在上海，竟然见到了宋庆龄的妹妹。张学良连忙起身，举着斟满红酒的高脚杯，由胡汉民陪着，来到隔桌宋美龄身边，爽然道：“原来是中山先生的妻妹。中山先生在天津的时候，我经常前去问安，我的内人于凤至和孙夫人也早就是朋友。今天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孙夫人的妹妹，汉卿真是三生有幸。如果宋小姐不嫌弃的话，请与我张汉卿满饮三杯？”

　　“多谢少帅盛情。”宋美龄举止优雅地站起来。

　　张学良当时是江南塞北无人不知的东北军要人。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次日，张学良在天津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

　　“ 报载上海学生因援助失业工人，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死伤多名。展读之余，曷胜悲悼。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兹本人类爱群之心，谨以廉俸所入，捐助两千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慰藉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济，聊以尽心而已。”读了这篇电文，宋美龄从心里对张学良好感。

　　此刻，张学良不顾中将之尊，主动前来敬酒，宋美龄心里一热，她那白皙漂亮的面庞上，竟然泛起淡淡的红晕。但她毕竟出身名门望族，随即落落大方地回敬说“不过，与少帅对杯豪饮，实不敢当。连喝三杯更是不敢，如蒙少帅允许，美龄索性就陪您喝了这杯酒，以尽敬意，如何？”

　　张学良发现站在面前的宋美龄不但天姿国色，而且仪态万方，处处显示出聪慧女性的迷人风采。想起在天津会晤宋庆龄时的情景，张学良说：“在天津时，听孙夫人曾经说起，美龄小姐早年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萨米特就读，后来又和孙夫人一起去乔治亚州的威士理学院读过大学。听说，美龄小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学业优秀，也是被破例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可是当真？”

　　“谢谢少帅夸奖。”宋美龄在张学良和中外官员们的注视下，并没有飘然自傲，而是慢条斯理地和张学良碰了杯，然后嫣然一笑：“只是我在乔治亚州读书的时间不长，后来就转到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读书了。当时因为我非常喜欢英国文学，所以就放弃了对理科的学业。”

　　看张学良对宋美龄心存好感，胡汉民在旁继续介绍说：“汉卿，据说宋小姐的学问曾让美国多所学校看好，还接连获得五个荣誉学位呢！”

　　张学良又为宋美龄敬杯酒，由衷赞许地说：“宋小姐，结识你真是三生有幸，看起来我这次奉命到沪，不虚此行啊!”

　　宋美龄本来无意在众人场合饮酒，但见张学良对她如此倾心，就又陪他饮了一盏，两杯酒下肚，她那娇媚的面庞更显得状若桃花了。

　　事隔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在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曾经多次谈到他当年初到上海和宋美龄的结识：“第一次进上海的时候，和当时还是小姑独处的宋美龄见面，惊为天人，极为倾倒，一度想追求……当时她还没结婚，我立刻为她的气质所倾倒，真是美如天仙。还和她约会了几次。如果当时没有太太(指于凤至)，说不定还要猛追她呢……大约就在这时候，我不知道蒋先生也在追她，而且追得很凶。

　　“夫人是我的保护神”

　　“夫人是我的保护神。”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本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张学良，转眼成了蒋介石眼中绝对不能饶恕的罪人。张学良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护”。

　　张学良曾说：“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道：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即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在张学良的眼里，宋美龄是“绝顶聪明”且“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的优秀女性，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张学良在此后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曾明确说：“如果夫人事变之前就在西安，也许不一定会发生西安兵变。”这是为什么？学界认为，出身的相似、年龄的相似、通英文、受过西方教育的相似，使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肯定有比蒋介石多得多的共同语言。

　　宋美龄认为，蒋介石是能够算英雄的，但他的心胸狭隘、喜好猜忌与张学良敢做敢为的豪气和率真相比，张学良应该属于更高境界的英雄。

　　因此，后来有人猜度：张学良对宋美龄公开的高度赞赏以及宋美龄对张学良超乎寻常的关心爱护，在性情相投之外，是否带有一种精神上的相恋。

　　“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张学良逝世后，留存信件有四大箱约500多封，这些信函包括他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蒋经国、陈诚、杨虎城、戴笠、端纳及其他人的往来信札。值得注意的是，500多封信函中，张学良与宋美龄的私人通信最多，总数约在百封以上。查阅、品味这些信件，可以清楚看出两人之间的诚挚感情。

　　信函中，宋美龄一直称呼张学良为“汉卿”，张学良则始终称宋美龄为“夫人”，并且自称“良”。张、宋的书信交往，宋美龄的去信多以英文写就。

　　从两人往来书信中，可看出宋美龄非常关照软禁中的张学良，尤其体现在生活上，常送日用品、礼物给张学良。有一次，宋美龄念及张学良眼睛不好，特送他一盏从美国带回的台灯。

　　习惯用英文通信的宋美龄，每逢张学良身体不适时，还能细心、周到地以中文去函，而她其实并不擅长中文书写，只是为了病中的张学良不至阅读英文时劳神，才自己费心用中文书写。这种体贴还体现在宋美龄得到友人赠送的新鲜巧克力时，必定转赠一份给张。

　　非比寻常的柏拉图式情感原本信佛的张学良，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经宋美龄的劝导，终于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希望信仰基督能够帮助张远离政治，并以此排遣心中的愤懑不平。

　　张获得自由后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句话，对形容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作为一个权力欲望强烈、以善于作秀的政治女性出现的宋美龄，唯有在与张学良这位性情耿直、豪爽的东北硬汉的交往中，才显示出她真挚、细腻的女性情感。这种非比寻常的柏拉图式情感，出现在两位身份特殊、命运特殊的中国名人之间，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又至诚至信，顺理成章。

　　2001年10月，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病逝。消息传到美国，与“少帅”交往70多年的宋美龄悲痛不已。已行动不便的她，随即交代辜振甫和其夫人严倬云代表她，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追思礼拜与公祭。追悼会上，辜夫人将一束署有“蒋宋美龄”的十字架鲜花，置于“少帅”灵前。

　　摘编自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

蒋介石念念不忘反攻 三次拒借美国原子弹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间，美国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蒋介石三次出面表示反对。

　　朝鲜战场险用原子弹

　　蒋介石1950年12月1日的日记记载：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据《文史参考》披露，1950年入朝的志愿军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发起攻击，美军受到沉重打击。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问他，“任何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显然，蒋介石12月1日的日记是针对前一天杜鲁门的讲话而写。“应设法打破之”，表明蒋介石反对美国对中共使用原子弹。
　　蒋介石完全支持当时的韩国政府。6月26日，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出兵援韩问题。29日，他决定出兵3个师，并派顾维钧向美国政府交涉。后来，蒋介石又曾多次向美国表示，坚决支持韩战。12月1日，他曾托人转告麦克阿瑟：“韩战挫折甚念，如需中国尽力之处，无不竭诚效劳，愿共成败。”但是，他一听到杜鲁门有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考虑”，还是坚决反对。

　　反对攻击越南和大陆

　　1954年4月17日，蒋介石拟定《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其中第3项写道：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根据这一则日记可知，美国曾再次准备用原子弹，以至氢弹攻击越南和中国大陆，而蒋介石再次反对。次天，蒋介石日记云：“约见美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显然，“‘不令’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蒋介石确定的对霍华德的谈话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于1945年9月对北越发动战争。1954年3月，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南人民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奠边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国步兵司令德卡特莱少将，法军败局已定，准备撤出越南北部，而美国则准备介入。

　　为了反攻大陆，支援法军，蒋介石于当年2月命其副总参谋长彭孟缉制订一项“雷州半岛方案”。其内容是，在广东的雷州半岛登陆，以之为“第一滩头阵地”；向北，进攻广东、广西，威胁南宁；向南，进攻海南岛，阻断中共接济越南的通道。蒋介石觉得，这一方案“或易为美国所接受乎？”

　　从蒋介石的日记可知，为了挽救法军在越南的败局，美国曾准备以氢弹、原子弹袭击越南和中国大陆。霍华德的台湾之行，旨在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而蒋介石的态度是反对。

　　反攻大陆拒借原子弹

　　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召见叔明(王叔铭， 1952年升任台湾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蒋介石深知，自己初退台湾，立足未稳，完全不具备反攻大陆的条件。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首先必须解除美国的所谓“台湾中立化”的束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曾宣布，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从中国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将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的这一决定既反对大陆解放军跨海进军台湾，也反对台湾蒋军跨海进攻大陆，对海峡两岸都有限制。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必须争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人在很长时期内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不感兴趣，认为这只是蒋的梦想，因此，对蒋的军事援助也不很积极。到了1954年，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冷漠逐渐出现转变迹象。当年2月，台湾与美方召开“共同防卫台湾作战会议 ”。4月，蒋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共同举行“联合大演习”，14日，蒋介石邀请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普尔少将等人聚餐，参加者一致表示，愿随蒋介石“并肩反攻大陆”。美国空军部计划处向蒋介石提议，只要蒋申请，即可出借原子弹供反攻大陆之用。

　　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后来的历史表明，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向美方提出有关“申请”。

　　本报记者/穆东

台医院另类疗法 挂蒋介石画像治失智老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为帮助患失智症的老荣民(台军退役军、士官)控制病情，台北荣总医院通过环境与情境的改造对他们进行怀旧治疗。例如在老荣民随意小便的走道、喜欢喧哗的交谊厅摆放蒋介石照片，结果才一个月，他们躁动与忧郁情绪都获改善。

　　随着人口老化，台湾失智症患者逐年增加，目前近50万平均年龄近70岁的老荣民中，越来越多人面临失智症冲击。台北荣总医院进驻台北县三峡白鸡山庄，对60多名平均年龄高达81岁的失智症长者试办集体怀旧治疗。

　　台北荣总医院对60多名失智老荣民进行专业评估，发现他们都有程度不一的躁动行为，超过5成有忧郁症倾向。因认知、定向感退化及日夜颠倒，长者们常有为琐事争执，甚至随地尿尿，三更半夜不睡觉到处逛等问题。不了解的人多认为患者有厕所不上，随地小便，是故意捣乱，其实是患者已无法认知现代厕所的样子，憋急了只好乱尿。

　　台北荣总医院，将失智专区的厕所门面改成老荣民熟悉的两片式木制推门，并发挥巧思，在老荣民原本习惯乱尿尿的走道、洗手台等等处悬挂蒋介石照片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犯错了。

　　台北荣总医院护理部团队设计的怀旧治疗，还包括在交谊厅摆放许多荣民至今怀念的“蒋委员长”蒋介石的照片，借此提醒长者，为表尊敬，不可在此鼓噪或吵架。晚上就寝时间到了，播放台军中晚点名歌曲，长者听了果然都乖乖上床睡觉。

蒋介石嫡系桂永清的宦海沉浮：放跑土肥原失宠信

来源：人民政协报

　　蒋介石嫡系桂永清的宦海沉浮

　　桂永清(1900-1954)，字率真，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历任师长、军长、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海军一级上将，后病逝于台湾。

　　在蒋介石的黄埔系少壮派将领中，桂永清几乎没有什么战斗资历，但由于他曾两度远赴欧洲学习、工作，并善于察言观色，故能够巧妙地游离于何应钦、陈诚两大派系之间。

　　察其一生仕途，虽屡遭撤职，却总能化险为夷。每次被撤职或处分后，其官职反而要升一级，这或许是国民党军界的一大奇观。

　　私吞战利品桂永清差点丢掉性命

　　1924年桂永清考入黄埔军校，并于同年6月入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军校受训期间，为总教官何应钦所赏识，在他未毕业前就被派到教导团去代理排长。

　　第一次东征攻打淡水时，他带领部队攻城。蒋介石从望远镜里看到，当时桂永清正在沿着云梯登城，半途被守军推翻，直挺挺地摔到了城下，但他很快又出现在云梯上。打下淡水后，蒋介石对桂永清大加赞赏，认为他适合带兵，因此转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九连上尉连长。

　　1925年9月28日，蒋介石出任东征军总司令，讨伐陈炯明。蒋介石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一路上他叮嘱官兵:“如有骚扰人民，违反军纪的，上至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而此时的黄埔学生军尚称得上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一路征战，秋毫无犯，赢得了民心。

　　然桂永清在战场上虽不惜命，但平日对身外之物却有点看不开。打下淡水后，部队开始搜索追击，他也冲进了一家典当行，俘虏没抓着，却掳走了当铺里的几块布料、一副手镯和几块光洋，打了一个包裹，第二天就邮寄回江西老家。没想到这件事却被李之龙尽收眼底。眼见桂永清在破坏军纪，扰民犯民，李之龙联合多位党代表，还找来当铺的老板，一起去蒋介石那里告发。事实俱在，蒋介石大怒，当即动起了杀机，拍着桌子吼道:“这是革命军史上的耻辱。”他一挥手，吩咐道:“拉出去枪毙，并通晓各军，以资鉴训。”负责传达命令的是上尉秘书贺衷寒和桂永清一样也是孙文学会的骨干，与桂素来交好，紧忙请来何应钦，请蒋介石刀下留人。蒋介石总算是网开一面，改为降级处分，以观后效。

　　违抗蒋介石命令桂永清被撤职

　　大难不死的桂永清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一改往常的生活作风，尤其是在带兵上再也不敢松弛。

　　1928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编遣会议结束之后，蒋介石的军事集团——第1集团军整编为6个师，以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分任第1、第2、第3、第9、第10、第11师师长，除第11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其他5个师长都是黄埔教官，为蒋之爱将。为了更好地控制11师，并对曹万顺进行监视，蒋指派原来的21师师长陈诚率领北伐军总司令部的两个警卫团改编为第31旅，旅长由桂永清担任，副旅长暂缺，隶属11师，而陈诚则为11师副师长，其实蒋介石的初衷是让陈当师长，由于何应钦的反对，陈诚只能以副师长为过渡，准备随时接替曹万顺。

　　桂永清到任没几天，就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好友邱清泉为副旅长，但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另派李默庵为副旅长。李默庵奉蒋之命去见桂永清，当时他正在打麻将，见李默庵来了，态度比较傲慢，说道:“我已向校长推荐了副旅长人选。”李默庵碰了钉子，并不善罢甘休，回去后就向蒋介石告状，说桂永清如何抗拒校长的命令，整天打牌，骄横自大等等。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下令将桂永清撤职。桂永清闻讯后立刻赶到南京，他先拜见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请何为之说情。何应钦考虑了一下，问桂永清愿不愿出国留学。桂永清满口答应。于是，何应钦去见蒋介石，讲道:“建军需要人才，桂永清是有用之才，何不选派他到德国去留学，将来定不负校长的期望。目下桂永清自知触犯纪律，不敢来见校长。”蒋介石说:“桂永清竟敢违抗我的命令，目无纪律，太不象话了。既然你建议他留德，可以嘛，你马上去叫他来见我。”这是桂永清第二次犯了错误来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桂永清，劈头就骂:“你连我的命令也不听，是什么道理？”桂永清立正道:“报告校长，我怎敢违抗您的命令？因为我已经呈报校长委派邱清泉为副旅长，李默庵来了我怕发生重复，便叫他回南京。”蒋介石说:“邱清泉已经另有任用，谁知你乱来一套。姑念你过去工作较好，不予深究。何部长说你愿意去德国留学，我同意你去。你要好好研究德国的战术和训练方式，以后为我国建军改制做出贡献。你不但要学军事，还要摸清德国国社党的组织活动情况。现在，给你三万元安家费，到军政部去领。你那个旅已拨归刘峙去指挥，你早日去德国好了。”就这样桂永清丢掉了大好的军事前程去德国“深造”了。

　　放跑土肥原

　　桂永清令蒋介石再次“震怒”

　　桂永清回国后，又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1932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复兴社”成立大会，桂永清当选为中央干事，成为十三太保之一。蒋特定他为训练处处长，让他把留德所学用于培养训练各种效忠于蒋介石的干部和学员。1933年，桂永清被蒋任命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当时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的桂永清闻讯后急忙回国，率领他的教导总队投入到淞沪会战。此时，教导总队已拥有步兵16个团，骑、炮、工兵、通讯、汽车各一个团，另有四个独立营，一个独立连，官兵总数超过一个正规军的编制。本来何应钦上将决定调教导团入川扩编成为30个团，作为第二期作战主力，但桂永清却要求立即参战，在桂信誓旦旦的战斗总动员下，全体官兵也一直要求开赴战场，蒋介石于是将总队3个团调到湖南扩建，总队主力调入淞沪战场。

　　1938年夏，蒋介石突然召见桂永清，要他组建第28军，驻防郑州。桂永清担任第28军军长，辖第36、第46、第106和炮兵共4个师，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节制。不久，桂永清奉命在河南兰封、考城之间驻防，以阻日军西进。

　　当第28军军部抵达罗王殿时，接到程潜来电:“日军有一加强旅团之敌，现已窜入兰封城，你部现改为攻击兰封，将该敌歼灭。”桂永清立即命令第36师攻击兰封城东、北两门，第46师攻击兰封城西、南两门，第106师为预备队，炮师掩护步兵攻城。此时，蒋介石来电，限定该军在两天之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从事。次日上午，桂永清指挥全军发动攻击，遭到敌军的顽强阻击。下午5时，程潜来急电:“委员长亲临郑州指挥。”7时，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命令第28军日内攻克兰封，逾时不克，唯军长是问。桂永清当即召开师以上军官紧急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并限当晚攻克兰封。第3天，蒋介石一连数次打电话询问战况。桂永清不敢待在军部，亲自到第一线督战。这时，第46师第1旅旅长李昌会负伤，第3旅旅长马威龙阵亡，第2旅旅长李蔼堂下落不明，桂永清赶到第46师，与师长李良荣共同督战。在战斗中敌军从南门突围，向考城逃窜。当蒋介石责问时，桂永清说:“此次攻战，旅长一死二伤，团长伤亡各二名.营长阵亡九名，连以下官兵伤亡五千余人，已竭尽全力，我在第一线督战，仍未能完成歼敌之任务，有负校长的使命，请予处分。”这时，蒋介石命令他迅速撤退到郑州以西待命。第28军开到开封时，守军商震部已经撤走。他们撤到中牟时，国民党空军正在轰炸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桂永清到达洛阳白马寺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28军攻击兰封不力，军长桂永清撤职。36师师长龙慕寒玩忽职守，攻城不力，而且放走敌人，着即送武汉处决(抗战期间遭到处决的第一位蒋介石嫡系将领)。46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任，戴罪立功。106师师长沈克追击不力，改任副军长。”第二天，蒋介石又来电:“桂永清仍回战干团任教育长。”

　　桂永清到武汉去见蒋介石，并未受苛责，但他为龙慕寒求情也未获允，蒋只说将第28军交给胡宗南指挥，仍派桂永清任战干团教育长。蒋介石这一次是真失望了，兰封会战中，蒋介石部署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围歼土肥原部队，本想取得一个抗战以来的大胜利，以鼓舞士气，但他没想到中国十几个师都没能吃掉土肥原一个师团，蒋介石称为“千古笑柄”。自此以后，直到抗战结束，桂永清再没有真正地掌握过军权。

　　(王信霞 白涛）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五次策划刺杀蒋介石

来源：羊城晚报

　　王亚樵，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斧头帮”帮主。民国许多惊天要案皆出自他手。五次策划刺杀蒋介石，把日军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送上西天，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

　　1924年初春，春寒料峭，已成为江南别动队司令的王亚樵的参谋胡抱一带着一个年轻人到王亚樵面前。

　　王亚樵见这位双手侍立于前的青年面色微黑，两眼炯炯有神，神态却颇为谦恭。于是问道:“为什么来投军？”

　　这个年轻人立刻答道:“小时候，先生问立志，吾答日: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而今曹、吴窃国，奸佞横行，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希圣、希贤皆成泡影，学生唯有跟随先生，执一利斧，铲除豪强，效命疆场而已。”

　　王亚樵一听，心中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当了一名分队长，拨给100名新兵，交其训练。这个就是戴笠，当年名叫戴春风。从此，王亚樵的命运紧紧地与他联系在一起了。

　　说起戴春风对王亚樵的敬仰， 不得不提胡宗南。

　　戴春风结识胡宗南始于杭州西湖的一次奇遇。一天，戴春风照例又去灵隐寺入口处附近的湖滨完成洗澡的“大事”。他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上面压了几块石子。偏巧有几个调皮的小学生，将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捡起掷向湖中。眼看衣服被风吹起在草地上翻滚，戴春风不禁在湖里大声叫喊起来，可是身子却不能出水，极为狼狈。这一窘况被队伍中一位带队的青年教师发觉，他重新捡起几块石子把衣服铺平压好。

　　那个青年教师叫胡宗南，这天，他带着班里的学生到杭州旅游。两人相识后一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1924年春，戴春风正在上海滩上与一帮小瘪三鬼混。听说正在湖州的王亚樵招兵买马后，他决定前去投靠。去湖州之前，戴春风把王亚礁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此人屡受强权所迫，不为当局所容，尤对北洋军阀政府深恶痛绝。且平时最为推重人才，不拘小节。所以当王亚樵问他投军目的时，他说了“希圣、希贤、希豪杰”一番，果然，王亚樵听后十分高兴，让他做了分队长。

　　戴春风当分队长后，练兵一丝不苟，极为严格，有时几近残忍暴戾的程度。王亚樵听到后，勃然大怒，命人把戴春风找来训斥:“治兵之道，在于言传身教。你用残兵立威之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士兵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以后若再如此，我就请你滚蛋。”

　　这件事后，戴春风一改过去单纯严厉冷酷的治兵方法，赢得了士兵的心。王亚樵本性刚烈豪爽，见到戴春风知过则改，倒认为这是个很有为的青年，也就更加信任他了。

　　在王亚樵的这支别动队中，戴春风还相遇了几年未见的老友胡宗南。胡宗南是在戴春风来后的第三日到的，也被王亚樵任命为分队长。

　　1924年8月28日，经胡抱一提议，王亚樵与戴春风、胡宗南、胡抱一三人义结金兰，成为异姓兄弟。四人中，王亚樵年龄最大，遂为长兄。胡抱一居二，胡宗南行三，戴春风最小，居末。

　　当他们四人义结金兰的香烟尚未散尽时，酝酿已久的江浙之战爆发了。

　　民国第一杀手(摘自《“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传》 文化艺术出版社)西尔枭 著

马寅初指责宋子文和孔祥熙 要求蒋介石大义灭亲

来源：重庆晚报

　　在重庆大学校园内，有座绿色琉璃瓦六角亭，名“寅初亭”，经数十年风雨显得沧桑，看上去极寻常，亭子也不大。然而在重大师生心中，却是光芒四射。马寅初这个名字可响亮了，铭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上，与孔子、老子、鲁迅、蔡元培等并列为“四十位中国文化巨人”。他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新中国建立后，他曾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其著作《新人口论》作为“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对我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如此文化巨人，其纪念亭怎会建在重大校园内？——在抗日战争初期，马寅初曾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马寅初秉性刚直。1940年夏，马寅初在重庆向国民党100多名将官发表演说。他讲道：“在抗战中，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专发国难财。还有一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他们利用手中大权，掌握国家的经济秘密，搞外汇投机，一夜之间，即可暴富，而且把钱存到国外，如果亡国，他们就可以到国外去吃喝玩乐。”随后，他毫不含糊地指名道姓，“这种上上等人，就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对他们，不但要征重税，而且要撤职！要求蒋委员长大义灭亲！”马寅初一介书生，敢于在太岁头上拔毛，真是可敬可佩！

　　随即麻烦就来了。蒋介石恼羞成怒，先采取拉拢的办法，派他出国考察、封官、批给外汇。均遭到他严词拒绝。接着来硬的。一次，信封里装了一颗子弹。还有一次，蒋介石派了特务，准备在马寅初演讲的现场搞暗杀。马寅初事先知道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到了台上，一把扯开胸襟，愤怒地说：“有种就朝这里打！我遗嘱都写好了，我全家人都来了，我不怕，怕死就不来，我就是要讲。”特务被镇住了，不敢开枪……1941年12月6日，一群特务进了重大校园，将先生抓走，先后关在息烽、上饶监狱。美国总统派特使来找蒋介石，说你把马寅初关起来为什么？共产党会把他救出来的。1942年3月，马寅初六十寿辰。重大学生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寿堂四壁挂满各方致送的寿联，其中有周恩来、董必武、《新华日报》社送的。有一联写：“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这不仅是对马先生在重庆时期大无畏精神的赞赏，更是对其一生求真笃学的最好写照。

　　祝寿会上还倡议集资兴修“寅初亭”。数月之后，“寅初亭”在重大校园梅岭得以建成。亭上有冯玉祥将军题的“寅初亭”匾额。随着，在各界抗议和营救下，蒋介石被迫将马寅初释放。但将他软禁在家中，即歌乐山云顶寺主峰下的木鱼堡5号。长达三年半之久。期间，先生处于“失去自由，教书不成，投稿无门”的困境，一家人生活面临断炊。周恩来得知后，及时资助，并将其文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付给高额稿酬。

　　先生在歌乐山下被软禁的日子，在重庆大学的学者风度，以及在演讲台上气宇轩昂的斗士风采，马寅初之于重庆，印象极为鲜明。尤其在重大校园，小小一座“寅初亭”，散射不灭辉光。如今，在沙坪坝文化名人广场的塑像方阵中，瞧那位身着长袍马褂，端坐在藤椅上的马寅初先生，正是他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时的形象。

　　张老侃

蒋纬国身世之谜：谁是他的亲生父母？

来源：新华网　

　　有关蒋介石妻室与子嗣等，他自己的叙述是这样。世人皆知，毛氏是离婚的，谱中不便明说。侧室姚氏和陈氏均未提及，这是可以理解的。两子是谁所出，亦未叙及。蒋经国生母是毛氏，这没有问题；蒋纬国生母是谁，社会上有不同的传说。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过了30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也许由于心情烦闷，他终于自揭身世谜底。他曾面告采访他的香港女记者孙淡宁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种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有一种观点说，蒋介石年少英姿焕发，虽为小丈夫而厌糟糠，与发妻毛氏反目，嫌隙颇深。加上受老师指导及性格刚烈，于婚后第四年进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事。翌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年方20出头的年轻人，寄居异国，形单影只，何况是离开了老婆，声色犬马、云云雾雾的风流韵事就在所难免了。据当时毕业于日本振武士官学校的人士说，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结识避难于日本的孙逸仙博士。当时，清廷促请日本政府当局协助逮捕孙逸仙。基于外交利害关系，日本政府表面上是答应了，但暗地里通知孙逸仙，并指派“黑龙社”的帮徒暗中保护孙逸仙。蒋介石便常到“黑龙社”的场所与孙逸仙会晤。据说，“黑龙社”雇用了一位年仅18岁而貌美的东瀛女子当用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蒋正是翩翩少年，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便与蒋生下一男孩。当时中国的革命活动已如火如荼地展开，蒋接到了孙逸仙的训令，又受到东瀛女子父母的阻拦，蒋介石不得不回浙江。于是，这位神秘的东瀛女子便如此这般与蒋介石劳燕分飞了。她在蒋介石的人生旅程中犹如一串泡沫。但是，该东瀛女子与蒋介石所生下的男孩是谁呢?宋美龄于1984年患重病时，蒋纬国于7月29日专程由台北飞往纽约探候。当时，台北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病情也很危急，蒋纬国在纽约仅停留一星期，就匆匆赶回台北。据海外传言，戴安国本应姓蒋，也就是蒋介石与东瀛女子的爱情结晶，而蒋纬国则应姓戴，为戴季陶的儿子。民间人士也由“经国”、“纬国”、“安国”的字义来推敲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推敲并非毫无缘故。

　　还有一种观点曾揣测，当年蒋介石于“二次革命”失败后，与陈英士、戴季陶等人东渡日本“避祸”，在避祸期间，蒋介石与一位日本女士同居，后有二子，一名安国，一名纬国；一习文，一习武。安国过继给戴季陶，交由戴氏原配抚育；纬国则由蒋介石携回国，交由蒋氏侍妾姚冶诚抚养。故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三位，乃是一父所生，而为同父异母的兄弟。江南的《蒋经国传》曾记载:到经国5岁这年，蒋家才再添丁，孩子取名纬国，生辰是10月6日。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瀛女子，是蒋介石在日本留下的爱情结晶。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

　　关于蒋纬国的生母是谁，香港出版的《蒋纬国传》(《广角镜》台湾问题丛书之一，李达编著)中的叙述较上述传闻更为详实。书中说:蒋纬国的生母是一位名叫津渊美智子的日本人。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戴季陶、陈其美等人相继赴日本留学，由此与津渊美智子结识。当年的戴季陶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美智子倾心相随，两情相悦的结果则是安国和纬国两个儿子的先后降生。1916年，戴季陶携美智子由日本回到上海。由于政局动荡，戴、蒋等人的生活奔波无定，美智子于1920年返回了日本。看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了那位神秘的东瀛女子的名字是津渊美智子。然而，在另一个版本的传闻中，她的名字又叫“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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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陈洁如回忆录》说，蒋介石曾亲口告诉陈洁如蒋纬国是怎样和他结父子之缘的。蒋介石说:“几个月前，当我正在环龙路44号我们总部的时候，门铃响了，不是一次，而是有几次。我开开门，想不到站在门前的是一位日本女士，手牵着一个小男孩。我和她彼此都认出对方，因为她是一位我在东京认识的旧友。我就请她进入客厅。‘你好吗，爱子女士?’我问，‘你何时到上海的?请进来。我现在去叫戴季陶下来跟你见面。’这个妇人照日本习惯，深深鞠躬，说道:‘这个男孩子是戴季陶的骨肉，你看他样子像他父亲吗?’我冲上楼梯，一步跨两三阶，放开喉咙大叫:‘季陶!季陶!猜猜谁来了?爱子来这里找你。她给你带来了你的儿子!哈，哈!儿子来找爸爸!’我的快乐叫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着。”

　　“戴季陶听到我的喊声，登时怔住了。爱子这个名字让他受不了。他向我招手，要我轻轻进入他的房间，关起门来，小声说:‘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页已是明日黄花。当时我真个销魂，但仅此而已。我不要再提过往云烟。我现在自己有妻子有儿女，无法恢复跟爱子的关系，我不要看到她或这个孩子。所以请你务必想个借口，赶快帮我请走她。告诉她我不在这里，你说什么话都可以，只要把她弄走。告诉她你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我。’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窘迫之状，于是我问他:‘你真的不要你的孩子吗?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小男孩!’戴季陶不耐烦地摇摇手，并且皱紧眉头，不高兴地说:‘我已有自己的家庭———儿子、女儿和老婆!我要爱子的儿子做什么?我的那一段生活已经完结，你懂不懂，把她弄走!快点弄走!’我只有垂头丧气地下楼去，一直在想该用什么借口劝说爱子。我知道她是很好的人，因为在那段过去的时日中，她总是温婉、大方、和善。我想不该过分伤害她的感情，因此，我回屋后便向她说:‘爱子，我真是抱歉，季陶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何时会来这里。你愿意留个话给他吗?’我看见爱子面露苦色，差点哭出来。她沉默了一下，然后好像对自己说似的，细声道:‘我此次来上海，当初决定错了。我原相信那个男人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这就是何以我忍受苦难，旅行来此，给他看看他自己的小儿子，我以为我们可以重拾从前的老关系，像当初分别时一样。他的确在离开日本以前，这样答应过我。如今我知道了我渴求欢乐重聚的美梦只是一场可悲的幻想。’她忍不住又哭泣起来。随后我对她说:‘爱子女士，请不要责备自己。你只需保持耐心，事情将会好转。’‘耐心?’她对我苦笑一下，然后疯狂地痛哭流涕，说道:‘不要又骗自己又骗我了，他既然拒绝见他的亲骨肉，这表示他不再要我们了。但是他不应该忘记他在日本革命的日子。他穷的时候，我把我的金手镯、金项链都给了他，帮助他，而这就是我所获得的报答。我信任了一个无信的男人，完全是我的过错，如今我可以为我的愚蠢而哭了。’她望着窗外，借以遮掩泪流，然后下了决心，对我说:‘蒋先生，请代我告诉他，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骨肉，我也不要。’她草草地吻了孩子一下，急速冲向门，开了门，跑上街道。我当时被她的突然动作吓了一大跳，就赶出去追她。但是没有用。她跑得好快，在霞飞路转弯后，就失去了踪影。我站在街上，不知所措，也不知道可以去什么地方找她。这就是这个孩子的故事。那孩子既已无父无母，我就收养他做我自己的儿子，给他取名纬国。我已同福梅及姚氏商量好，由她们轮流照顾这孩子3个月。”

　　1989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亲闻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大姐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陈志坚，浙江奉化人，一生独身，1984年初逝世，终年90岁。她生前谈到蒋家的事，如数家珍，对蒋纬国的身世一清二楚。陈志坚的叔父与蒋氏一家为世交，晚清时，她在奉化作新女校与已婚的蒋介石发妻毛福梅是同学。以后，陈志坚毕业于湖州育婴师范。1913年，蒋介石在上海纳姚冶诚为妾。当时袁世凯窃据了民国政权，革命党人处境恶劣，蒋介石便携姚氏回故里奉化溪口居住。因姚氏出身寒微，未曾入过学，蒋介石乃聘请年仅20的陈志坚为家庭教师，教姚氏学文化。那时蒋家住的是二间一弄祖遗老屋，姚氏与婆母王采玉同房，住在后半间；陈志坚与毛氏同房，她们原有同学旧谊，此时食宿与共，更为亲热。陈在蒋家断断续续生活了10余年，姚氏移居县城、宁波、上海、苏州，都随同为伴。她曾说:“蒋不常在家，要我伴同姚氏生活，是别有用意的。”她还常说:“我于民国二年初到蒋家时，毛氏所出的经国刚4岁(1910年生)；后来看到蒋介石领了纬国回乡交姚氏抚养，纬国也是4岁(1916年生)。”当年讲岁数一般算虚岁，可见纬国到蒋家是1919年的事情。
　　至于蒋介石为何领养戴季陶之子，其中又有原因。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蒋介石等遭到通缉，被迫亡命日本。在此期间，戴与一个日本女子同居，生了一个儿子。1916年袁世凯死后，政局发生变化，革命党人纷纷回国，戴、蒋也回到国内。1919年，与戴同居的日本女子带了4岁的儿子来到上海投奔戴。陈志坚说，戴妻钮有恒是大家出身，精明能干，也以“河东狮”著称，戴季陶素来惧内，一见日本女子来了，生怕钮有恒知道，家庭就要闹得天翻地覆，不堪收拾。出于无奈，他拿出了一笔现金，婉言说服日本女子回国，但女方不愿意把儿子带走。戴季陶知道，儿子留在自己身边，还是迟早要被钮氏发觉，但一时又苦于无安置之计。此时，蒋介石也常来上海，当他得悉戴季陶正为此事十分为难，便欣然说:“我只有毛氏生的儿子经国，你如愿意的话，就把你的这个儿子送给我，我带到乡下交与姚氏抚养，就算是她生的。”蒋介石此言，正是戴季陶求之不得之事，他当即称谢照办了。当时蒋母王氏还在。蒋介石把这个儿子带到家中，与母亲和妻妾说明原委，商定对外只说是姚氏生的，取名纬国，小名建镐。王氏婆媳对有些至亲和生活在一起的陈志坚并不隐讳内情，只要求他们心照不宣，所以长期以来，外界多不知底细，纬国当时年幼，自然无从得知真相。纬国相貌漂亮，天真活泼，蒋介石对他十分钟爱，每从外地回家，一见纬国就连唤“囝囝”。抱着亲吻，外出游玩时常让他骑在项颈上。早年，蒋介石对两个儿子曾有“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的评语，并记之日记，真可谓“知其子者莫如其父”了。陈志坚与姚氏、纬国一起生活多年，并教过纬国识字读书，当时经国喊她“姨妈”，纬国也喊她“姨妈”，这些事，纬国一定还记得。陈生前还说过，住奉化县城时，纬国曾入培本幼稚园读书，纬国想必也不会忘记的。陈志坚诉说蒋纬国的身世之谜，基本上是属实的。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是国民党元老、前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儿子，真的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由于蒋纬国不是“蒋氏家庭”的成员，所以从一出生开始，就一直是宫廷中相当“尴尬”的人物。

　　至于说蒋纬国、戴安国均是蒋介石之子，戴安国是过继给戴季陶的这项传闻，根据蒋纬国的说法，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戴安国是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妇女所生，交由钮有恒女士抚养；而蒋纬国却是戴季陶东渡日本后，戴氏与一位东洋女友所生，过继给蒋介石，称蒋氏为“义父”。所以，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句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蒋纬国是戴季陶的次子。蒋纬国为何过继给蒋介石呢?蒋纬国仅说他从小称蒋介石为“义父”，没有细说。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蒋介石视如亲子，故修在谱中。蒋纬国到溪口后，受到蒋家的抚养、爱护，不亚于蒋经国。他称王太夫人为祖母。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对父亲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蒋纬国只要说想父亲，蒋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边。人们看到蒋介石把蒋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十分亲昵。和对蒋经国一样，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教育是很严格的。

　　蒋纬国在成为蒋介石的“义子”前，据蒋纬国说，他从1岁到5岁期间，一直寄养在上海朱姓和邱姓的亲戚家中，与戴氏家人常有往来。蒋纬国过继给蒋介石后，随蒋介石回家乡奉化溪口，由姚冶诚女士领养，称姚氏为“养母”。后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就读，才享受正常家居生活。当时，蒋介石长年在外，家中人口仅有王太夫人、毛福梅、姚冶诚及蒋经国等人。蒋纬国5岁半那年，王太夫人过世，蒋介石携经国、纬国两子赴宁波，就读于当地小学。8岁那年，蒋纬国与蒋经国入上海万竹小学，跟蒋介石的新夫人陈洁如生活在一起。因此，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9岁，他又随陈洁如远赴广州黄埔军校，住在蒋介石的官邸。10岁，蒋介石誓师北伐，将陈洁如与蒋纬国留在他身边，可知蒋介石对蒋纬国的钟爱非比寻常。11岁，国民革命军到达江南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告仳离，将蒋纬国托养给吴忠信，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与“干娘”。此后蒋纬国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由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带到蒋纬国束装赴德国留学为止。在这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蒋纬国在生活上又多了个“继母”。蒋纬国于苏州求学期间，结束了他幼年的迁居颠沛，也不时与戴季陶相互往来，使他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此后，他中学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选修学分，并到文学院政治、社会、经济学系旁听有关课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纬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兵营少尉排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风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及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的提携下，以不到33岁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司令兼参谋长。由于蒋经国曾赴俄留学，与其父失和，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垂爱， 

　　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蒋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蒋纬国非常浓厚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底，国民党大溃败前夕，蒋纬国生父戴季陶故世于戎马倥偬之际，蒋纬国未能随侍在侧，且因戴季陶身逝，使蒋纬国失去政治支柱。故而，蒋介石迁台后，冷落了蒋纬国，并限制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情分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怀。宋美龄对蒋纬国更是爱护有加的，她一直将蒋纬国“视如己出”。

　　至此可知，蒋纬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这是确定无疑了。但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过继之后随养父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姓氏本身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他终于为历史补白，一了宿愿，道出他的身世之谜，因此揭开了往年神秘的面纱。下面是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片断，这是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整理而成的，为了保持本来面目，这里截取部分精彩内容:

　　民国肇始，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民国元年1月14日，“中华民国”成立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光复军司令陶成章于凌晨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所住的病房内，被枪杀身亡。枪杀陶成章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那年他26岁，是沪军第五团团长，他刺杀陶成章，主要是认为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任务完成之后，蒋介石先是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避难日本，但不到一年就回国，此时刺陶风头已过，他暂时回溪口老家。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7月发动，蒋介石也参加了革命，不过革命在8月13日彻底失败。他先和陈其美匿迹上海租界，随后因为袁世凯政府追捕甚急，民国三年又逃亡出国，于9月1日抵达日本。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他和留日学法政的学生戴季陶共租一屋。戴季陶当时已与钮有恒成婚，并且得子安国。蒋中正这次在日本停留两年。民国四年秋天，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蒋介石也参与战事，但仍然失败，他随即又潜匿上海，这回就没有再避难东瀛。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民国五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蒋纬国的生母，外界一直传言是名为津渊美智子的日本女子，其实不是，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蒋纬国正如外界所知，几乎是生下来就成为蒋介石的儿子。当初何以如此，据了解，主要是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所幸虽然同在日本，这段露水姻缘总算保密到家，钮有恒始终不知道有重松金子这么个女子。戴季陶很容易地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好，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1953年，蒋纬国原配石静宜过世，他的心情极为低落，父亲派他赴美进修。据了解，途经日本时，蒋纬国在东京找到山田纯太郎，终于知道生母的最后去处。当年把他抱到中国的日本老人告诉他，其生母死后下葬在东京近郊的青山公墓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京遭到了大轰炸，原有的坟墓已经被美机炸掉。山田没有陪蒋纬国到墓园，不过青山公墓很好找，因为东京市区战后发展迅速，现在公墓周围已成市区。这位装甲兵少将司令很容易地见了生母埋身之处。只是，墓址犹在，却无任何生母遗迹，原址已改葬他人。生母生时无缘见面，死后连尸骨都无处可寻，对于蒋纬国而言，真是情何以堪。他只能在这处曾经葬过生母的墓园里，哀思这位今生无缘让他尽孝的异国亲生母亲，然后怅然离去。以后，每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青山公墓便成为他必然造访之处。对于自己的身世，蒋纬国一直不愿证实些什么。身为敏感的蒋氏家族一员，再加上复杂的政治现实，使得他不得不在1989年1月参加戴季陶百年冥诞纪念会之后，在一次演讲中以73岁之高龄，对外“征求真相”，以解他的身世之谜。然而当外界提供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后，他仍然沉默。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及宋美龄待他犹如亲子，他感念此恩之故。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纬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兵营少尉排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风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及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的提携下，以不到33岁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司令兼参谋长。由于蒋经国曾赴俄留学，与其父失和，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垂爱， 

　　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蒋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蒋纬国非常浓厚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底，国民党大溃败前夕，蒋纬国生父戴季陶故世于戎马倥偬之际，蒋纬国未能随侍在侧，且因戴季陶身逝，使蒋纬国失去政治支柱。故而，蒋介石迁台后，冷落了蒋纬国，并限制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情分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怀。宋美龄对蒋纬国更是爱护有加的，她一直将蒋纬国“视如己出”。

　　至此可知，蒋纬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这是确定无疑了。但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过继之后随养父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姓氏本身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他终于为历史补白，一了宿愿，道出他的身世之谜，因此揭开了往年神秘的面纱。下面是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片断，这是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整理而成的，为了保持本来面目，这里截取部分精彩内容:

　　民国肇始，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民国元年1月14日，“中华民国”成立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光复军司令陶成章于凌晨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所住的病房内，被枪杀身亡。枪杀陶成章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那年他26岁，是沪军第五团团长，他刺杀陶成章，主要是认为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任务完成之后，蒋介石先是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避难日本，但不到一年就回国，此时刺陶风头已过，他暂时回溪口老家。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7月发动，蒋介石也参加了革命，不过革命在8月13日彻底失败。他先和陈其美匿迹上海租界，随后因为袁世凯政府追捕甚急，民国三年又逃亡出国，于9月1日抵达日本。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他和留日学法政的学生戴季陶共租一屋。戴季陶当时已与钮有恒成婚，并且得子安国。蒋中正这次在日本停留两年。民国四年秋天，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蒋介石也参与战事，但仍然失败，他随即又潜匿上海，这回就没有再避难东瀛。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民国五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蒋纬国的生母，外界一直传言是名为津渊美智子的日本女子，其实不是，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蒋纬国正如外界所知，几乎是生下来就成为蒋介石的儿子。当初何以如此，据了解，主要是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所幸虽然同在日本，这段露水姻缘总算保密到家，钮有恒始终不知道有重松金子这么个女子。戴季陶很容易地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好，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1953年，蒋纬国原配石静宜过世，他的心情极为低落，父亲派他赴美进修。据了解，途经日本时，蒋纬国在东京找到山田纯太郎，终于知道生母的最后去处。当年把他抱到中国的日本老人告诉他，其生母死后下葬在东京近郊的青山公墓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京遭到了大轰炸，原有的坟墓已经被美机炸掉。山田没有陪蒋纬国到墓园，不过青山公墓很好找，因为东京市区战后发展迅速，现在公墓周围已成市区。这位装甲兵少将司令很容易地见了生母埋身之处。只是，墓址犹在，却无任何生母遗迹，原址已改葬他人。生母生时无缘见面，死后连尸骨都无处可寻，对于蒋纬国而言，真是情何以堪。他只能在这处曾经葬过生母的墓园里，哀思这位今生无缘让他尽孝的异国亲生母亲，然后怅然离去。以后，每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青山公墓便成为他必然造访之处。对于自己的身世，蒋纬国一直不愿证实些什么。身为敏感的蒋氏家族一员，再加上复杂的政治现实，使得他不得不在1989年1月参加戴季陶百年冥诞纪念会之后，在一次演讲中以73岁之高龄，对外“征求真相”，以解他的身世之谜。然而当外界提供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后，他仍然沉默。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及宋美龄待他犹如亲子，他感念此恩之故。

　　由山田纯太郎带到中国的胖娃一入蒋家，对于做父亲的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取个好名字。当年蒋介石为经、纬两子取名字时，有段不为外人所知的有趣经过。蒋纬国还没有向蒋家“报到”之前，蒋介石为长子取的名字不叫“经国”，而是“国金”，这是因为当时乡下地方，取名并不讲究。从日本来的娃儿一到，蒋介石就要再为取名字伤脑筋了。就家谱来讲，这一代是“国”字辈，既然老大是“国金”，那么老二当然得是“国银”了。可是蒋介石当时已经不比昔日，虽然年纪尚轻，才30出头，但是已成为革命党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见识亦广，“国金”、“国银”未免太俗气，是显而易见的。他先是想到把两子的名字配为和“金银”同音的“经营”，也就是长子名改为“国经”；次子名为“国营”。但是“国营”显然不大对劲，几经考虑之下，他就想到“经纬”两字，这两个字气势很好，如此长子是“国经”，次子就是“国纬”。不过念着念着总觉得“国纬”太静态，最后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子的名字都倒过来，“经纬”两字放中间，“国”字放在后面，这样“经纬”成为动词，“经国”、“纬国”两个气度恢弘的名字于是出炉。

　　1917年，才1岁左右的蒋纬国在这年8月生了一场重病，小命差点不保。那时，蒋介石与姚冶诚带着幼子住在上海陈果夫家的阁楼上。有个晚上，一阵穿堂风刮过来，几扇窗子突然关闭。此时蒋纬国开始哭闹不休，并有发烧现象。起初，蒋、姚两人以为是受到惊吓造成的急惊风，但还是请来当时在上海挺有名气的日本医师看看。这位医师诊断，蒋纬国得的是脑膜炎，传染源可能是蟑螂，不过医师没能把病治好，病情看来似乎愈来愈严重，两人一筹莫展。陈果夫的妻子眼见蒋介石及姚冶诚整天在阁楼上抱着孩子，就对他说:“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小孩，抱得活吗?孩子交给我，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没法子，只好听天由命。”蒋、姚听从吩咐，将儿子交给她。“我母亲日后告诉我，那时我几乎是奄奄一息，果夫夫人认为父母亲只懂革命不懂孩子，把他俩‘赶’出去之后，就自己去想办法，”蒋纬国谈到这段童年往事，不禁莞尔，“果夫夫人也是个三脚猫土郎中，她到隔壁中药房抓了服‘金老鼠屎’，这种药和普通的‘老鼠屎’药都因为外观是米粒状，有些像老鼠屎而得名，‘金老鼠屎’的药量多了一倍，并且用金纸包起来，通常这种药是解毒用的。”蒋纬国病重，果夫夫人死马当活马医，以成人用量的两倍喂孩子吃，第二天症状就减轻多了，并且停止哭闹，非常有效。再服了几天正常剂量，病就完全好了。不过，日本医师继续为蒋纬国看病，并且投以西药。医师特别嘱咐，孩子以后求学，凡是与计算或思索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可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可超过两个钟头。读完高中以后，因为脑子完全长成，就没问题了。遵从指示，对于蒋纬国而言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师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日后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这场大病而使脑子受损。

　　蒋介石年轻时看待经纬两儿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国幼时木讷畏缩，甚难讨父亲喜悦；纬国则是聪明伶俐，而且自懂事起，就能自我约束———“调皮不捣蛋”，所以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在戎马倥偬之际，蒋介石每当心情烦闷时，见着次子，逗乐耍闹几番，总能一解其忧。蒋纬国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家时，常让他骑在脖子上，口中“囝囝，囝囝”亲昵地叫个不停。日后对中国现代史有着根本影响的蒋家，大概在这个时刻最接近一般寻常人家了。如今迈入80岁，也历经几番人生风雨的蒋纬国，仍然觉得“调皮不捣蛋”就是他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
　　1920年，蒋介石带着姚冶诚母子回到溪口。王采玉有严重的气喘病，蒋介石要姚冶诚侍奉母亲。浙江溪口是个小村，依山傍水，主要街道沿着小溪而筑，溪的上游叫上街，家境好些的多居于此。而蒋家住在下街，经纬兄弟幼时的名字，一为“建丰”，一为“建镐”，此屋也就名为“丰镐房”。当年的溪口镇上街经营玉泰盐铺的蒋肇聪过世时，名为“周泰”的次子蒋介石仅9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蒋周康虽然过继给另一房，而且也已搬出，母亲王采玉厚道善良，仍然决定把遗产分一份给他。

　　在蒋纬国的印象里，姚夫人回到溪口后与毛夫人相处并不融洽。毛福梅虽然不为蒋介石所喜，但是并没有就此离开蒋家，因为王采玉也需要服侍，就让她住在丰镐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母亲带我回溪口家里之后，祖母当时病得很严重，整天躺在床上，为了侍奉祖母方便，母亲便把毛夫人接到家里住，没想到她反而要我们母子住到柴房里去!”蒋纬国回想当时情景:“柴房不大，一个角落养了几头猪，另一个角落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下面铺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他说，稻草里有许多跳蚤，他和母亲被咬得浑身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抵受得住，他则没多久就病了。换个环境成为必要的考虑。蒋周康家条件很好，不过，蒋介石把母子俩从上海带回溪口，临走前曾经吩咐姚冶诚:“不管家里再怎么苦，你们不可搬到大伯那里去!”蒋介石所以如此吩咐，是因为大伯家里富有，他虽穷，但仍不想依赖哥哥。不过蒋纬国病得不轻，而且姚夫人也得悉心照料婆婆，所以在大伯母的坚持下，蒋纬国终于住到蒋周康家里，并且在上海就医。

　　1922年，姚冶诚带着稚子搬到宁波。和溪口比较，宁波就是大城市了，母子俩以一年90元的租金，在江北岸花墙弄引仙桥，租到一栋相当大的楼房。这栋楼房是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但是那时蒋家不算富有，就看在租金便宜的分上，搬了进去。

　　对于哥哥，蒋纬国的心情可以用“敬畏”两字形容———既敬且畏。蒋纬国觉得哥哥的心志坚定，处事平稳，富正义感，且颇具才干，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对于自己又有所算计，且掌握了政治网，所以畏之。他在哥哥在世时，几十年来与哥哥相处的方式，就是避免起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湖口事件在内，他自己觉得有什么来自哥哥的委屈，是从来不向父亲提起的。但经纬兄弟之间的个性又实在差异太大。蒋经国的领导及识人能力很强、深具正义感而嫉恶如仇，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内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也是在他过世之后，从亲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传出来的。而蒋纬国则是外向、爽朗、幽默、易与人推心置腹。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差异，应该和幼年的际遇及青年时期出国进修的环境有关。蒋经国并未受到蒋介石的疼爱，有时甚至在威严的父亲面前怕得发抖；而蒋纬国则自幼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成为蒋介石忧烦之时的安慰。

　　蒋经国随后于16岁赴俄留学，在俄国的12年间，物质上、精神上均甚缺乏，又遭受不少挫折，吃了很大的苦，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蒋纬国则赴德留学，在德国获得正统的普鲁式军人教育，也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习得欧洲优雅的风度。两人的际遇不同，日后的表现自然也就分道扬镳，连生活态度都有所不同。例如，蒋经国不重穿着、吃喝，他外出时，常常是夹克配西裤；饮食方面，外出时经常是路边摊，在家则是几样百吃不厌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则下顿再吃。而蒋纬国则是重视仪表，懂吃会喝，十分欧化。蒋经国在留学期间养成吃苦及节俭的习惯，再加上曾经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对于财产方面的看法及处理上就有所影响。他自己不置产，也厌恶别人置产，认为这与品德操守良莠有关，特别是高级官员，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因为购置了较为宽敞的房舍，结果因此去职。而蒋纬国的生活态度则是，只要能力负担得起，他宁愿享受较佳的生活品质。所以在台几十年来，他几次换房子，房子愈换愈大，最后在台北市溪山里至善路盖了栋不小的房子。据蒋经国生前重用的一位要员指出，蒋经国对弟弟这栋房子曾表示“不以为然”。
　　兄弟的个性差距如此的大，也就成为亲情上的另一种障碍。“其实我和哥哥基本的人生观就有很大的不同。”蒋纬国叙述他们兄弟之间，在处世态度上就有根本的差异，“哥哥认为应该是‘为工作而生活’；而我则是‘为生活而工作’。”蒋纬国在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谈过如此观念。有人因此来问他，指出他这个观念，和他哥哥所言完全不同。蒋纬国回答，他相信哥哥“为工作而生活”的观念，应该是自我勉励，以激发斗志，但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而言，应该是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必须工作。

　　1988年1月13日中午，前一天还正常上班的蒋经国突然在家中大量吐血，医师抢救无效，就此离开人世。由于事出突然，没有一个亲人随侍在侧。蒋纬国是哀伤的，这辈子除了父亲，受哥哥影响最大，他始终以服从之心以待，却未曾受到哥哥信赖。但终究相处了几十年，即使哥哥防他，亲情仍在。如今霎时天人永隔，面对已无气息的遗体，他突然为哥哥感到难过，因为哥哥生前在山之巅，难以觅得可以分忧的知己；死时，走得又是那么孤寂。(来源：《书摘》）